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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匮乏，被认为是影响我国产业升级的一块“短板”。而企业“技工荒”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，也是持续多年都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。今年两会期间，有很多代表委员认为，这些现象背后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“发育不良”的弊端。

　　除了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、沿海地区企业急需提升技术工人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之外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，职业教育的不足也是造成“技工荒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“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头，都有很大的投入和发展。”邬贺铨向记者表示：“但是职业教育，特别是面向工程应用的职业教育，确实是滞后的，这造成职业技术人才的缺乏。”

　　为推进工程技术人才培养，近一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接连出台重大举措。去年6月，教育部启动实施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。日前，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我国将设置工程博士专业学位。至此，我国博士层次专业学位已有口腔医学博士、教育博士、兽医博士、临床医学博士、工程博士共5类。

　　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始于1990年，与“学术型学位”不同，专业学位旨在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的专业需求，培养各行各业的特定职业人才，偏重于知识、技术的应用能力。

　　其实，面对大学生不再是“香饽饽”的现实，为了“适应市场需要”而攻读学位，早已成为各层次学子入学深造的主要目的。

　　针对大学生选择专业时以就业市场为“指挥棒”的现状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，“象牙塔”式的培养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实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　　“这给大学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发展学术的同时，一定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。”钟秉林说，这要求大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，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。

　　钟秉林强调大学的核心依然是学术，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，不能完全受社会需求影响。如何培养造就社会需要的各层次人才，把握好学术发展与技能培养之间的尺度，是摆在大学面前的一个挑战。

　　大学人才培养的重心，与其自身定位和目标直接相关。“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，绝不仅仅需要学术型人才，这类人才只是很小一部分。大部分需求，则是应用型、技能型的职业人才，包括技术工人，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。”钟秉林建议不同学校要作好定位，“谁说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出一流？高职、高专等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照样可以办成一流。”

　　与多年以来技术人才缺乏的现实相对照，国家从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则一直在增加。

　　“十一五”期间，职业教育是与义务教育、高等教育并列的三大教育战略支柱之一。国家先后投入100亿元专项资金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，实施了“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”、“县级职教中心计划”、“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”、“高等职业技术学院”和“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”共五项重大工程计划。

　　据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》数据，我国各类职业技术院校每年培养中、高等职业生人数已达近千万人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监测报告显示，初级工、中级工、技术员、高级技师等各个等级的技术人才依然有严重缺口。

　　有媒体报道指出，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之一，是用人单位和培养人才单位脱节。培养学校重理论轻实践，甚至有地方职业院校“摆花架子”，很少关心学生是否真正学到本领。

　　种种“乱象”造成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同时，更有社会观念等深层次原因成为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的屏障。

　　邬贺铨在谈及“技工荒”问题时表示，我们国家一直都支持、鼓励、奖励学术型的高端人才，而对技能型人才，在待遇、支持和名誉上的引导力都不够，这也导致很多人不愿从事技术工作。

　　“我们要破除很多错误的观念。比如过去一直都注重培养会写理论文章的高端学术型人才，并且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所要追求的，是高尚的，甚至高人一等。”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但是中国制造的东西为什么在质量上做不赢人家？是因为不注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。写出来的文章影响因子很高，但到了生产一线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　　培养高级技术人才，除了政府和学校的支持外，学生和家长的观念也亟待转变。“高级技工的社会需求很大，某些行业的待遇甚至超过刚毕业的硕士生，但学生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去呢？”钟秉林谈到，“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。家长认为孩子要有出息，就要从高中上到大学，然后搞学术、搞管理、当公务员，但认为职业型的技术都是雕虫小技。并且传统上认为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这种观念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比较普遍。”

　　观念转变仍需国家层面的有力引导。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的实施，在黄伯云看来是一个可喜的重要举措。他认为，只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发挥领军作用的高端工程技术人才，我国未来的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之路才不会成为空谈。